最近看完了美国音乐人戴维·伯恩的书《制造音乐》，关于这本书以后有机会我想好好介绍一下，这次提到这本书，是因为他开篇有一个章节，叫《逆向创作》。他根据音乐发展的过程总结出的规律，或者观点（结合他自己的音乐创作经历），跟过去很多人对音乐创作的理解不太一样：音乐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再扩大一下，对作家、艺术家来说，一篇文章，一幅画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创作经验谈大都是——创作者有一个灵感，并且幸运的是他抓住了，然后一个作品就这样诞生了。如果再刨根问底，为什么灵感会让他创作出那样的作品？创作者会说：灵感会激活激情，激情就像来自地下深处的压力一样，让泉水汩汩喷涌而出，压都压不住。
 
没错，我们一直认为创作过程是这样的，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你再追问：为什么你会写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而不是浪漫主义题材的小说？写出一首忧郁的布鲁斯风格而不是清新的民谣风格的歌曲？画出一幅超现实主义风格而不是古典主义风格的画作？创作者也一定会抛出更多经验之谈，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创作，但可能都回避或忽略一个事实。
 
这就是戴维·伯恩的观点：“我们不经意地、本能地让作品去迎合现存的格式。”
 
在他看来：“就音乐而言，一味认定有所谓的‘进步’、认定现在的音乐比以前‘更好’，这是现代人典型的自以为是。这是一种迷思，因为创造力并不会‘进步’。”在书中，伯恩举了很多古典音乐的例子，比如18世纪初巴赫的古典音乐，因为演出地点大都在教堂，所以巴赫有意无意在音阶上滑上滑下，庄严而隆重。到了18世纪后期，莫扎特的音乐更多是在贵族的豪宅演奏，空间不算太大，也没有太多残响，现场的人有说有笑，他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精巧的细节都能让人听清。
 
现在，我们去剧场听古典音乐，都带着一种庄重神情，演出时屏住呼吸，演奏过程中不能说话、打电话、交头接耳，也不能吃爆米花，因为这时制造出的声响会很明显，显得很没素质，只有结束时才能鼓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修养，这是对艺术的尊重。实际上是因为古典音乐的演出空间变大，乐团的人数增加，乐器增多，每一件乐器都要有所表现，音乐的表现越来越细腻，细腻到细若游丝，现场如果很乱，就根本听不到音乐家的作品在表现什么。于是，剧场就变得越来越安静。而那些修养不够的下层阶级慢慢被请出剧场，到了19世纪，古典音乐成了上层社会人士欣赏的音乐了。
 
其实，只要你愿意，都能进剧场欣赏古典音乐，这跟你是哪个阶层无关。有修养，有公德意识的贵族未必就都能欣赏古典音乐。
 
而在最初，古典音乐就是在类似菜市场的环境里演出的。
 
同样，对爵士乐而言，音乐家们即兴表演是爵士乐的最大特色。倒不是说爵士乐是一种即兴音乐。最初一首爵士乐作品只有几分钟，很短，观众随着节奏摇摆得还没尽兴，曲子就演奏完了。为了配合观众的情绪，乐手们会把最精彩的段落重新演奏一遍，久而久之，即兴表演形式出现了，也成了“惯例”。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音乐不像爵士乐那样现场演出有大段的即兴表演。
 
所以，当迪斯科出现后，DJ们为了配合舞厅里的观众，会把曲子播放时间拉长。到了本世纪90年代，电子舞曲DJ的表演几乎没有间断，他只是在人们的身体释放到一定程度后用简单的间奏来过渡几十秒，让你喘口气，放松一下，然后让更猛烈的节拍排山倒海而来。
 
创作的激情跟你受到什么样的作品的影响和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有关，每个人其实并没有太多创造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的民间音乐都比较单一——因为环境固定单一，民间音乐出现后，变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长调和西南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歌有差别。蒙古长调诞生在空旷的草原，它是演唱者单向抒发情感的方式，粗犷悠扬，每个音都尽可能拖得长一点，未必是让更远的人听到，而是宽阔的空间会让人有种想把声音传得更远的意识。而在云南、广西、贵州某些地方，民歌是用来交流的（比如调情），你如果像蒙古长调那样慢慢悠悠，估计对方早等不耐烦收工回家做饭去了，所以西南民歌节奏都会快一些。即便歌曲没有调情功能，地理环境也不容许调子拖得很长，因为四周可能都是山，回音有时可能妨碍对方的听觉。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大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为什么喜欢扯着嗓子主持，是因为场地空间太大，让他们不相信扩音器而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总怕最后一排的人听不到）；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选秀节目歌手都喜欢扯着嗓子喊，生怕评委们觉得他不会唱歌。
 
我们都知道鲍勃·迪伦，他是美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如果你看过一些有关他的资料，就会知道，在他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子的时候，就有意识地从前辈那里获取演唱经验，他后来的演唱方式至少是从五六个歌手那里学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该知道，平常我们听到的音乐其实它的来路没什么稀奇的，人们的想法大体一样——迪伦也不例外。音乐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暗合某种音乐类型，完成的是逆向创作，还以为自己激情澎湃，独创了某些东西。以后你再听到某个创作者慷慨激昂、夸夸其谈地说起他的创作动机时，别太当回事儿，他只不过是“不经意地、本能地让作品去迎合现存的格式”罢了。但创作者的价值真正体现在——他比你更早更敏感更巧妙地去迎合现存的格式。
 
逆向创作没什么问题，人类的文明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这么创作出来的，这是一种文化基因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某一种环境变化出现的，和动植物为了生存出现进化的道理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当下出现的一种逆向创作是不是正确，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并且刚刚开始。
 
我以前在文章里谈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网络环境下的写作问题。传统的创作是，我们有感而发，写出了散文、评论、随笔、小说、诗歌、戏剧……等样式的作品。我们创作的时候大都围绕自己的情绪、情感，一般不会去想到读者，也想不出来读者需要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他们在哪里。除非是给春晚写串场词的那帮家伙，他们知道领导喜欢什么词，这种逆向创作逆到天上去的时候就不是创作了，那是谄媚。
 
在互联网上写东西，你背后都有一个数据统计，有多少人看过，这些人大概来自哪里，年龄性别构成，他们对你的文章什么反应，全都结结实实摆在你面前。这一定会影响到创作，对吧？
 
让作品迎合某种现存格式和让作品迎合某种读者（用户），完全是两回事，迎合某种格式还是遵从创作本身，遵从内心，但是迎合一群人，习惯并喜爱上这种迎合，就逆向成春晚写串场词的人了。
 
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网络创作，尤其是没有过传统媒体写作经验的人。网络读者互动虽然不会一下影响到创作者的写作态度，但是那些言辞激烈、意见不能苟同的回应会让作者心存芥蒂，天长日久，写作者一定会出现“不经意地、本能地让作品去保护自己不受骚扰”，便会出言谨慎，不能直抒胸臆。这是第一步。
 
有些东西可能会对写作带来更大影响。现在很多人都成了网络写手，过去在网络上写文章，大都拿不到费用。当年我写博客，有少数文章被传统媒体转载，其中少数有良心的媒体会给你寄一点微薄稿酬。我还算幸运，出了两本博客书，但是拿到的版税都不够买一台高档尼康单反相机。可是我写了好几百万字，我的时间我的才华我的努力我的脑细胞就这样廉价地从指尖下浪费了。哈哈。我说这些不是在抱怨世道不公，因为这些写作都是我自愿的，我因此收到一些报酬是意外和锦上添花的事儿，我很知足。
 
但是，大部分人在博客时代真的是白白浪费时间，什么都没有得到。
 
现在好了，自从腾讯有了《大家》，百度有了《百家》，今日头条有了《头条号》，它们开始在文章里显示广告，点击量越大，广告显示的次数就会越多，作者的收入也会越多。后来，微博、微信有了打赏，将来指不定还会出现什么收入方式，网络写作不再是一种免费辛勤贡献。
 
我在博客时代就常说，web 2.0时代对文字工作者来说，如果产生收入，模式只能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如今，“羊毛出在狗身上”的模式普及了，写作者开始有收入了，但问题又来了，它会让一个作者保持住纯粹吗？如果作家的写作动机不纯粹，则意味他的文字狗屁不是。
 
在传统媒体时代，你给报刊写文章或是出版一本书，有多少稿酬基本很清楚，因为不存在太多变量，除非你的书成为畅销书，版税会源源不断进入你的口袋。而在网络时代，写作收入变量太大，无法预判。
 
我曾经在“百度百家”和“头条号”分别做过实验，结果和我想象的一样。我在这两个靠广告显示挣钱的地方贴出一些文章，如果标题或主题写得比较低俗，点击量会非常高，如果标题或谈论的话题相对比较文雅或者谈论的是冷门话题，基本上就没有点击。点击高的时候，我某一周能挣六千多块钱，点击低的时候，我一周只挣了两块多钱。可在我看来，那几篇有意骗点击给我带来不少收入的文章没什么实质内容，没人看没挣钱的文章我却写得很认真。如果我想挣钱，我就可能变成一个低俗写手。
 
拿本文来说，标题可以起出很多花样：
一、《逆向创作》。这是个四平八稳的标题，99%的人看到之后不会点进去，但我决定使用这个标题；
二、《创作需要激情吗？》。这个标题也不咋样；
三、《网络写作心理干扰初探》。这个更像是一篇论文，也没什么人感兴趣；
四、《网络写作与收入》。这个标题还可以，一谈到钱，感兴趣的人就多。
五、《怎么在网络上写作才能挣大钱？》。这个标题能让很多不会写字的人进来。
 
我相信，再有经验的作家都不会在这种写作环境下无动于衷，只是你愿意让出多少独立创作态度的问题而已。这种暗示实际上变成了新型“逆向创作”，为满足用户口味和带来可观收入而创作。我无法为现在网络写作与收入关系的合理性去做出很明晰的判断——它到底好不好？但我可以判断，现在的写作环境确实很糟糕。
 
过去，我们写作受制于权力，现在受制于读者（用户、粉丝），被实实在在的收入诱惑牵着走。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儿，通过智力劳动换取收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两回事儿过去并没什么太多冲突，可现在好像水火不容了。
 
多年前我便暗暗告诫自己，不要看五十岁以下中国人写的书（那些网络文字更不值得去看），当时的出发点还是基于一种政治环境下的考量。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那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著书立说，未必看得就比我高远，何必在他们的文字里浪费时间呢。在博客时代，我就发现文字进入相对纸媒体更自由的环境，创作便开始堕落，而现在的网络文字还不如博客时代。
 
董乐山翻译的那版《1984》里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上做一个永远的实践者。”今天作家面对的“暴力”和“苦难”，跟乔治·奥威尔那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除了政治暴力，可能还有“商业暴力”“用户暴力”，“苦难”可能是面对商业诱惑，面对劣币逐良币的环境……等等。
 
戴维·伯恩说的“不经意地、本能地让作品去迎合现存的格式”，只是他对逆向创作方式的一种理想化解读。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人向来是带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做事的，只能说不经意地“不经意地、本能地让作品去迎合现存的格式”，更多是赤裸裸地迎合。
 
当然，也许我有点多虑，未来总是美好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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