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面，贴墙上能避邪，贴房上能避震，贴楼上能避雷，贴大裤衩上能避火）

以前不爱过年是因为没什么感觉，现在不爱过年，是因为过年之后要马上写春晚。这就意味除夕我必须接受四个半小时的折磨。我确实很不爱看电视了，是因为坐在那里脖子不舒服，加上节目也确实没啥可看的，慢慢就没兴趣了。至于春晚，就更没什么看的，也没什么可以写的。因为节目本身真没什么可以说的，节目不是导演决定的，也不是副台长决定的，也不是台长决定的，更不是广电总局的某个领导决定的，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决定的。一台办给领导的晚会，跟你满意不满意有何干系呢？干吗那么自作多情。

但是为了完成任务，还得写。自从我来到三联，春晚都写五回了。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我是活不到现在的。不过，分析春晚，会发现，它里面隐含的太多东西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特色的玩意儿，跟社会上出的任何问题——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男人出轨、油价上涨、房价上涨是一样的。到后来，我根本不把春晚当电视节目来看了，一直是当类似《中国农民不能调查》看的。她像一曲春天的挽歌，六位主持人声嘶力竭，春，就叫出来了。

每次写完春晚，我都对照镜子说：“你真棒，居然写的时候不恶心。”

春晚最根本的态度是：你过年高兴是我给你的，不是你与生俱来的，你没有权利选择别的高兴方式。想想在这个神气的国家，他们不是一直是这样吗。

前些天陈晓卿老师来我家吃饭，进屋后就嚷嚷：“我操，你家具然有电视。”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脸红了，于是我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说了几句，其实我买电视就是为了看春晚，才不看记录频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