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想写写1967年，倒不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一年，而是因为这一年的摇滚乐。

 

最初动这个念头是在1997年，那时候可以上互联网了，在网上能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信息。1992年在整理《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书稿时，我发现很多经典唱片都是在1967年发行的。通过互联网，我查到了更多资料，1967年的确是摇滚乐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份，就像电影迷总是对1994年津津乐道一样（这一年上映了很多后来堪称经典的电影），摇滚乐突然在1967年大爆发，出了一批经典唱片。如果以这些唱片为主线，把整个60年代发生的事情串起来会是什么样呢？

 

我动了一点邪念，想写一本关于1967年摇滚乐的书——之所以说邪念，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过书，觉得出书这件事既神圣又离自己很遥远。当时的计划是，慢慢写，争取在2006年写完，2007年出版，算是给自己40岁送上一份礼物，书名都想好了，叫《我的1967》。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面塞满了跟这一年有关的资料。

 

一晃儿到了2007年，我都出了三本书了，这本书一个字还没写。又一晃儿到了2017年，我都出了九本书了，这本书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写。翻着电脑里的一堆资料，我怀疑了一下人生：为什么没有写？

 

可能是我没兴趣了。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爱之夏”文章，看完之后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把这本书写出来。60年代的西方，可以说是音乐、艺术、时尚、文化的黄金时代，各种变化一切皆有可能，给后来的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我通过摇滚乐这个窗口，看到那个时代地平线上升腾起的朝霞，并为之激动、充满向往。可是，它与我们身处的环境、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不用说当时——我们正经历一场噩梦般的浩劫，即使是现在，半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没兴趣了，更何况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呢。当我看到迷幻大师蒂莫西•利维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面对着几万嬉皮士说出他那句著名的“Turn On, Tune In, Drop Out”时，才似乎明白了一点：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体系，它影响着每个人的灵魂，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一直与世隔绝。作为一个文艺中青年，对这种文化的迷恋也只能转换成内心的狂喜。

 

我这种人，在中国属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类。

 

刚一进入2017年，我又想起这本当初计划中的《我的1967》。30岁的时候想40岁时要做的事，结果到了50岁还没做成，总觉得有点遗憾。所以，关于1967年这个主题，我得给自己点交代——但肯定不是去写一本书。

 

可能是我慢慢看透了，这个世界无论怎样拥抱我们，我们都觉得是骚扰。过去自己还有点小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理想，觉得可以把更好的文化介绍给大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编《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的原因。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一点兴趣都没有。80年代有个琼瑶，90年代有四大天王，21世纪有几块小鲜肉足矣。我没事瞎起什么哄呀。

 

二

 

历史上任何一年拿出来放大描述，都会很精彩，但是对摇滚乐来说，未必是这样。摇滚历史上只有一个经典丰收年：1967年。

 

在查阅1967年的资料时，我发现，有一些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在1967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比如被我们传的很神的切•格瓦拉，他在被捕后第二天被处死；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这一年去世；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芬克去世，你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你现在该知道“维生素”这个词是他创造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去世；在音乐界，灵歌手奥蒂斯•雷丁因飞机失事遇难；爵士音乐家约翰•柯川、披头士的经理人布赖恩•爱泼斯坦、美国民歌之父伍迪•格思里在这一年相继去世；还有电影明星费雯丽以及贵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有人走，就有人来。有一大拨明星在这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你可能听说过的人包括：土耳其举重运动员苏莱曼诺尔古（他身高147厘米，打破47次世界记录）、至今保持世界跳高纪录的古巴运动员索托马约尔、英国球星加斯科因、法国球星吉诺拉、意大利球星巴乔、利物浦教练克洛普、网球运动员贝克尔；音乐方面有：摇滚歌手库尔特•科本、比利•科根、乡村歌手费丝•希尔、R＆B歌手托尼•布拉斯顿、“绿洲”乐队成员诺埃尔•加拉格尔、“山羊皮”乐队主唱布莱特•安德森、印度音乐家A. R. 拉赫曼；演员方面有：宋康昊、妮科尔•基德曼、茱莉亚•罗伯茨、杰森•斯坦森、模特兼歌手兼总统夫人卡拉•布鲁尼……当然，还有一位叫乔纳森•伊夫的人，比起前面这些明星，他的知名度可能小一点，你是在用苹果手机看这篇文章吗？那可能就是他设计的，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苹果产品都有他的份儿……

 

1967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苏格兰凯尔特人队战胜了国际米兰，捧起了欧洲冠军杯，这是苏格兰球队唯一一次捧起冠军杯；拳王阿里拒绝服兵役，因为他皈依伊斯兰教，他认为这和他信奉的教义相违背（如果他当时看了《血战钢锯岭》会去做战地医生吧？），因此他被剥夺了拳王冠军，禁赛三年；美国各地发生黑人骚乱，总统约翰逊却认为黑人骚乱是由于黑人缺乏就业机会对现实产生失望的结果；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从长远角度看，我们不能把中国永远拒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丫想错了，是我们后来把国际大家庭拒之门外；以色列跟邻居打了六天的战争，收获了一大片土地；猫王在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宣布结婚；几个月后，拳王阿里也宣布结婚；卓别林拍了他最后一部电影《香港女伯爵》；著名的《滚石》杂志创刊，约翰•列侬成了创刊号的封面人物；一个叫瓦文萨的波兰人去了格但斯克造船厂，这个电工后来改变了波兰历史；在科技方面，人类首次发现脉冲星；IBM发明了第一个软盘；第一架波音737试飞成功；世界上第一台ATM机在伦敦巴克莱银行启用；在医学方面，人类第一次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患者在术后存活了18天；第一台手持计算器在这一年发明；英国颁布了《海洋广播犯罪法》，影响英国摇滚历史的海盗电台从此消失；一个16岁的女孩S.E.辛顿写了一本小说《局外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仍然是禁书；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发表了小说《玩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正式出版；有一份叫The Berkeley Barb的小报，真的开了一个玩笑，说可以从香蕉里提取致幻化学成分，在那个致幻剂抢手的时代，这无疑是最振奋人心的消息，香蕉皮一度成了抢手货；成千上万的嬉皮士聚集到了旧金山的金门公园，拉开了“爱之夏”的序幕。

 

三

 

请看下面这些名单：

这些唱片都是1967年发行的，张张都是经典，张张都在填补当时摇滚音乐的空白。不管之前还是之后，可能每一年你都能找出几张当年最出色的专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开始褪色，再没有哪一年能找出这么多经典专辑。

 

那么，为什么是1967年？

 

有一句正确的废话是：所有的结果都是有原因的。如果算一下，从二战结束到1967年，过去了22年，二战前后出生的人正好二十啷当岁。摇滚乐是在1955-58年左右出现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战后婴儿潮的那批人都会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们都可能拿起吉他。

 

这代在战后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经历了战后复苏，每天都会有变化和希望。但二战与一战的最大区别是，二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两个国际阵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叫冷战。人们在这种环境下，总是感觉不那么踏实。

 

动荡和不安环境总是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随着美国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内黑人平权运动日益高涨，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乌托邦式生活的向往，艺术从来不会在这种时刻缺席，这也是60年代文化艺术出现大繁荣的原因。

 

如果我们简单地用一些词汇来描述那个年代，可能是：反战、人权、冷战、迷幻、摇滚、嬉皮、先锋、爱，当这些东西不约而同地汇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奇怪的反应。

 

比如嬉皮士，它可能是“垮掉的一代”的延续或变种，而“垮掉的一代”可能是“迷惘的一代”孕育出来的，实际上都是战后二十多年人们生活态度的变化。文学、艺术、音乐、时尚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些，把它表现出来，并影响到更多人，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迷幻是人们试图通过药物体验来与人们的精神状态汇合，去感受灵肉合一的升华。

 

那个叫阿尔伯特•霍夫曼的瑞士化学家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在实验室里一次无意的发现，为60年代的文化涂上一笔玄幻的色彩，他“无意”中合成出了一种叫做“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的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奇妙的幻觉，它有别于之前人类用过的任何化学合成出来的毒品，效果有点类似墨西哥生长的毒蘑菇。说的直接一点，人的味觉嗅觉视觉会发生根本错乱，而传统的毒品只是强化了某种感觉。

阿尔伯特•霍夫曼

 

霍夫曼这样描述道：

 

“日常现实与LSD迷幻中的世界图景从本质和特点上有什么不同呢？在日常现实意识的通常状态中，自我与外部世界是分开的；人面对面地对立于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客体。在LSD状态下，人所体验的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界线随迷幻程度的深浅或多或少地消失了。发送器与接收器之间的反馈发生了。自身的一部分溢流到外部世界，溢流到客体之中，开始活起来了，有了其他的更深刻的含意。这可以被知觉为是一种赐福式的转变，也可以被知觉为是充满恐怖的魔鬼般的转变，即进入到被信任的自我的失落状态。在幸运的情形中，这个新的自我感觉能够与外部世界的客体极乐地结合起来，相应地也与自己的主体结合起来。这种与外部世界合一的体验甚至能够强烈到产生自身和宇宙一体的感觉。这种宇宙意识的状况，在理想的情形下能被LSD或其他墨西哥神圣致幻药物激发出来，类似于自发的宗教启蒙和神秘合并。这两种情形，通常只是不朽的瞬间，这种体验到的现实突然显现出超越性，即宇宙与自身，发送器与接收器合为一体。”

 

LSD直接影响到了摇滚乐和艺术表现。为什么60年代的摇滚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吉他失真效果，并夹杂着持续的噪音，因为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让服用了LSD的人感到奇妙。同时，你会发现，所有的艺术设计色彩都变得斑斓起来，红黄绿蓝紫橙成了主色调，因为人们在致幻之旅时看到的都是这种颜色。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设计师维斯•威尔逊，他创造了一款迷幻字体，变形、扭曲，带着渗出、熔化效果——在幻觉下，人们看到的物体就是这种形状。他用这种字体为很多演出绘制了海报。这些字母第一眼让人难以辨认，它们斜歪地拥挤在一起。威尔逊打破了长期以来平面设计惯用的扭曲方式。

美国艺术评论家肯•约翰逊写过一本书《你是否经历过？心理知觉是如何改变当代艺术的》，他在书中提到：“迷幻运动帮助人们超越了艺术的观赏行为而进入了更深层的体验，艺术不再是用来鉴赏，有时可以用来消耗或感觉。”

 

你肯定还记得，电影《阿甘正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珍妮在街头卖唱，有人问她：“想去旧金山吗？”后来，阿甘与珍妮告别，你看看车上标志，她去的还是旧金山。书中暗表，珍妮是去旧金山参加“爱之夏”嬉皮大聚会。

 

“爱之夏”是一次自发形成的聚会，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阻止，它是怎么开始的？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是：它始于一个简单的四个字母的单词：LOVE。它从1967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追求自由和叛逆、反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反对战争的年轻人，汇集到旧金山，来感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音乐、艺术、诗歌、宗教、时尚构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乌托邦。这是一个爱的季节，空气中都是大麻的味道，不High的人是可耻的……他们用反文化的方式书写了一段新的文化。

《时代》周刊还专门做了一期封面故事，来报道这一现象。

 

关于嬉皮士，过去有很多文字在论述解读这一现象，这种无组织有纪律的现象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人生态度：他们追求自由自在，希望体验一种超出常规但又不过分的生活方式；他们反对战争，但未必以极端的方式；他们反传统，却未必离经叛道。这种看似消极的人生态度，是当时人们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所有的生活方式、抗议方式、体验方式，他们都可以尝试，而不是在被各种限制禁止的前提下委曲求全追求的结果。

 

你可能见过下面这张照片：

记者伯尼·波斯顿摄于1967年10月21日，一名青年将一朵朵花挨个插在宪兵的枪管里。这一时刻，鲜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平、非暴力。这就是“Flower Power”。最早发起“Flower Power”倡议的是诗人艾伦·金斯堡。

 

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1967年，美国。

1987年，韩国。

 

2004年，乌克兰基辅。

 

2006年，法国里昂。

 

摇滚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集中在1967年爆发的。

 

最初人们谈论摇滚，只是说，它是黑人布鲁斯音乐与白人乡村音乐和民歌的结合体，就是节奏变得激烈一些而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它逐渐变得更加丰富，风格上也越来越明显。那批从猫王、查克•贝里、小理查德教材里走出的摇滚歌手日渐成熟，他们不拘泥于传统，试图拓宽摇滚乐的疆界，甚至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也加入进来。十年间，人们对摇滚乐的偏见在慢慢消失，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摇滚乐的行列，它已经变成真正的大众文化。唱片公司也因此发展壮大，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勇气去签下一些看似没有商业价值的歌手，或纵容乐手们在录音室里鼓捣出不一样的声音。

 

一句话，第一个十年的摇滚乐成熟了，放眼望去，风吹麦浪，一片金黄。这是他们不约而同在1967年爆发的原因。如果再放宽泛一些，从1966年到1969年，都是摇滚丰年。

 

如果留意一下，后来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都是在1967年组建的：“血汗泪”“蓝牡蛎崇拜”“芝加哥”“电旗”“费尔波特协定”“弗利特伍德•麦克”“创世纪”桑塔纳“现状”斯莱和斯通家族、“REO快车”“傀儡”“恐龙王”“交通”……

 

“披头士”在1967年发行了两张专辑：《胡椒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和《神秘之旅》。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开始脱胎换骨，《橡胶灵魂》和《左轮手枪》已经展示了他们走向成熟的一面，到了《胡椒军士》这一张，他们几乎把当时摇滚的边界触碰了一个遍。人们评价它是“充满了孩子般天真古怪的奇想和难以抵御其诱惑的歌曲，专辑从头到尾包含了轻音乐、硬摇滚、印度音乐、摇摆乐、古典音乐和布鲁斯音乐，是一次最令人叹服的音乐大融合。”《滚石》杂志评论道：“它是流行音乐历史上创作、录音、制作、表演的里程碑，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去创作完善和录制这张专辑。他们重新改写了音乐是应该如何演奏和表演的规则。”

 

又比如“地下丝绒”，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每首歌都在向人们打开一个邪恶和丑陋的窗口，让你感觉不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残酷地真实。它在商业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即使放在今天亦如此，但它却鼓励了很多人拿起吉他去组一支乐队。后来NME杂志评论道：“这是第一个摇滚导火线。”

 

“忧郁布鲁斯”乐队告诉人们，古典音乐和摇滚乐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从此，摇滚乐古典之间再无界限。“大葡萄”和“杰斐逊飞机”两支带着迷幻印记的摇滚乐队在这一年做出了他们最好的专辑，“杰斐逊飞机”在《白兔》中用《爱丽丝漫游仙境记》里的小白兔作隐喻，暗示毒品把人一步步带入一个奇境。“爱”乐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1967年，这一年他们出了两张后来被喻为经典的专辑《达卡珀》和《永远的改变》。还有“平克•弗洛伊德”那张《拂晓门前的吹笛人》，至今仍然有死忠的粉丝认为，真正代表“平克•弗洛伊德”音乐的不是那张《月之暗面》，也不是《墙》，而是《拂晓门前的吹笛人》，它古怪、奇妙，这是主唱兼吉他手锡德•巴雷特的杰作，他用简短、奇异的电子流行歌曲串成的冗长、庞大的器乐作品，是60年代英国最独特的迷幻摇滚音乐。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民歌手多诺万，迷幻民歌的领地要有他一席之地。

 

至于吉米•亨德里克斯与经验乐队，他们在1967年的两张专辑《你是否体验过？》《像爱一样勇敢》，几乎连被人模仿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你是否体验过？》堪称摇滚史上最令人眩晕的处女作。一般情况是，未经任何加工修饰的艺术虽生猛但有瑕疵，可是这张专辑粗糙得几近完美。和他同处一个时代的吉他手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既生瑜，何生亮。”

 

经典的意义在于，它前无古人，却一直影响后人。用今天一句比较恶俗的话形容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1967年的这些经典，做到了这一点。

蒙特雷音乐节海报

 

1967年摇滚乐还有一件大事：蒙特雷音乐节。如果列举具有深远影响的音乐节，你一定会想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事实上，蒙特雷音乐节开创了摇滚户外音乐节的先河，它使摇滚文化从剧场走向户外，也是“爱之夏”的起点。这场为期三天的音乐节，汇集了当时一批有影响力的摇滚、民歌乐队，英国的“谁人”乐队，在表演时，吉他手皮特•汤森把吉他砸了，随后登场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感觉被叫板了，他在演出结束时干脆把吉他烧了。他们做到了极致，后来谁再这么玩，都是东施效颦。

左砸右烧

 

约翰•列侬说过：“如果有人认为爱与和平是一个必须留在60年代的陈词滥调，那是他的问题。爱与和平是永恒的。”

 

剧作家、记者乔纳森•利夫在《60年代政治不正确指南》中写道：“这个十年没有像我们相信的那么激进。事实上，动荡只局限于社会中一个非常狭小的阶层。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十年。”

 

还有一句话，意味深长、流传甚广，被无数人引用，引用到最后都已经无法确定到底是谁说的：“如果你还记得60年代，那你肯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它足以说明，60年代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我在网上看到，美国旧金山为了纪念“爱之夏”50周年，已经准备好了很多活动，从2017年2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涉及到艺术、音乐、时尚……没有经历过“爱之夏”的人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了。那些经历过的如今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会在头上插上一朵花，赶赴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