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了余华先生的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惭愧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读余华的文字，以前他写的小说我没看过。但余华的名字我不陌生。中国有很多作家，名字我都知道，但是没读过他的作品。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本书让我在一种说不出感觉的状态下读下去的。这种说不出的感觉可能包括：共鸣、震撼、无奈、悲哀、激赏……五味杂陈。

这本书通过十个关键词来解读当代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解读余华亲身经历和观察到的中国，那些时常让我们看不懂的中国社会怪现状让余华通过十篇随笔给逐一解读出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个问号常常从我脑子里跳出来，那就是，作家是干什么的？

我们理解的作家是以写作为主，隔一段时间出一本书，靠稿费或版税活着。理论上，作家可以写任何题材的文字，但在中国，就变成了作家可以写任何不允许触碰的题材之外的文字。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作家写的书当中，都是经过过滤之后的文字，换句话讲，写现实生活的其实都是超现实的，因为有些东西你明明知道是一个地雷，踩上去之后就会粉身碎骨，所以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纷纷绕着走。当然，这里面分两种情况，一种作家可能创作的领域就永远不会碰到地雷，有人专门喜欢在地雷阵里闪躲腾挪。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不喜欢看中国作家作品的原因。如果玩超现实，我们做新闻记者的比你们丫作家玩的牛逼的多了，我们天天就坐在地雷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

余华可以不碰地雷，但他偏偏踩进雷区，亲手挖出了十枚地雷。

余华比我大七岁，他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刚开始，我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快结束了，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相似的，只是记忆的深度不一样。在今天，两个二三十岁年龄相差七岁的人，更多是在物质需求和喜好上的差异和代沟，在盲点上一模一样。

在这十篇随笔中，有些篇章更像是余华的自传体，以自身成长经历为脉络，来解读这些词汇背后的社会现实。文革我经历的记忆不多，但是从他的描述中我感觉一点都不陌生，比如他描述文革后期小镇上的无聊与枯燥，和我当年的记忆非常相似。文革中发生的各种扭曲人性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也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关于鲁迅，余华在书中说：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在初中上语文课的时候，语文老师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当时班上哄堂大笑。

并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有这样的资格和勇气写出这样的文字。至少，现在的余华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而且这样的书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都容易买到，所以，写起来就会收放自如，根本不用担心哪些文字被删掉。这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作家心灵深处所忧虑的东西，但这本身又是极度扭曲的——良心只能以流亡的方式变成良心。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余华的文字在叙述过程中出现的加速度力量，说实话，如果是写风花雪月，那种感觉应该很美好，但是叙述中国的残酷现实，会有种不忍再看下去感觉。

在这十篇文字中，我比较喜欢《阅读》《写作》《鲁迅》《差距》这几篇，相反，《人民》《领袖》我倒没什么感觉，可能对80后的同学们更有启发性。

在《差距》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〇〇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〇〇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事实上，今天网络媒体发达之后，你会发现文字力量变得越来越弱了，清一色的能击中身体但击不中要害的文字，人们在这种力大无比的文字中也逐渐变得更加麻木和无聊。所谓中国人的德行并没有因为话语权的舒展而让人们的内心获得一丝一毫的舒展。这些有力量没分量的文字充斥在网络中，变成了新一轮的语言游戏。但余华的文字不同，他深思熟虑，叙述的锋芒时刻闪着寒光，看吧，马上图穷匕见。

合上这本书，能感觉从余华讲述的噩梦般的文字中回到了另一个噩梦般的现实中。一个人无力去改变世界，但每个人其实都会影响世界，只要你做到了。

最后，全文摘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后记：

《后记》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缜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一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