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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为什么担心小鲜肉?

最近,演员宋丹丹在两会上发言,她很认真地说:“现在很多青年演员一夜成名,要不因为长得帅,要不会演一点戏,但也不成熟。一下子就几千万粉丝,挣很多钱。”
 
她这段话是冲着现在的小鲜肉去的,也是冲着扭曲变态的行业现象去的。网民对宋丹丹发言的评论,有一部分人支持她,有一部分人反对她,支持她的人是因为讨厌小鲜肉,反对她的人不一定喜欢小鲜肉,但是不喜欢她这么说话,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她冒犯了他们喜欢小鲜肉的美德,自然要骂上两句。
 
编剧宋方金去横店卧底,得到了一手材料:98%的鲜肉不敬业。具体如何不敬业,大家可以看看那篇文章,说实话,我能想到最糟糕的可能都是把这个行业想的太美好了。
 
再想想宋丹丹老师批评小鲜肉,她也太客气了。相比之下,陈凯歌最近谈及这个话题显得虚伪多了。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理解的角度上去谈论这个问题,但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发现大家总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只把原因的表面现象当原因来会诊,而不是去找真正的原因,这几乎成了现在人们判断事情的定式。
 
宋丹丹担心小鲜肉泛滥会拉低演艺水平,在演艺圈形成不良风气,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出现问题。但是宋老师想过没有,小鲜肉为什么会泛滥?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什么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影视剧为什么可以胡来?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影视剧,就会有什么样的演员。我记得曾经有个某歌手粉丝在我博客里留言说:“就是我们家××在唱片里学狗叫,我也会买TA的唱片。”有这样的消费者托底,你不胡作非为,简直对不起他们的一片好心!
 
你也许会说,消费者不理性,没判断,教育失败……说的都没错,但这不是原因,是原因的表面现象。
 
如果你看看小鲜肉都出现在什么影视作品里,大概可略知一二了。首先他们不会出现在李扬拍的《盲井》里,就算李扬为了商业做出妥协,他也不会选一个小鲜肉来演那个王宝强演的角色。现实题材的电影,导演首选肯定不是小鲜肉。一般小鲜肉会出现在年代戏、古装戏、青春戏中。
 
你可以去责怪电影审查制度,因为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拍,所以大家都挤到一个题材上了,这类题材可能很安全但不吸引人——比如抗战题材,比如解放前的事儿,比如更远的古代的事儿;有些题材比较安全也能吸引人,比如青春啊,梦想啊,奋斗啊,但拍出来往往比较弱智,还有市场风险。于是小鲜肉挺身而出,来拯救大病影视。
 
审查制度也不是原因,还是原因的表象。伊朗的审查制度比我们还严呢,怎么伊朗能拍出好电影?
 
那你会说,我们的编剧、导演水平差。如果你了解影视行业,现在的编剧、导演有几个能做主的?从张导、冯导到宁导、徐导,哪个导演自始至终能按照自己想法去拍电影?不都是妥协的结果吗。
 
电影的确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因为需要各个环节的人来相互配合,每一路人马都不是省油的灯,汇在一起,都不妥协,就没法干活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妥协都有个度,适可而止。如果投资方、制片方妥协起来没完没了,那就真没救了。但是他们真的集体向小鲜肉妥协了。
 
妥协也不是原因,而是原因的表象。
 
写到这里你肯定烦了,这个也不是原因,那个也不是原因,那到底原因在哪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们都知道我原来写乐评,我工作后基本上是跟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时候歌坛方兴未艾,都是丑男丑女当道,小鲜肉根本没人待见。那时候歌坛有个爱好——开研讨会,动不动就聚一帮人开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歌坛现状及问题,以及怎么解决问题。说起来严肃认真,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实际上是大家好久没见了,都挺孤独想念的,找个由头凑在一起聊聊天而已,至于歌坛有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关乎到他们生存的大事,一顿大酒之后,全他妈抛在脑后了。
 
可我是个爱学习,爱思考的好孩子,每次开会,我都特别认真去思考他们提出的问题,回家后会想好长时间,是呀,为啥子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想不明白,会去翻书,查资料,可是没有一本书上有现成答案的。那时候也没有知乎这种直接给你答案的网站,不然有人给了答案,中国流行音乐早就超英赶美了。想多了看多了之后,才慢慢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不是开几次会,多几个爱思考的人能解决的,它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
 
花开两朵,再表一枝。2015年,我出了本书《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书里有篇序言,这篇文字是我在整理书稿时忽然想到了当年开会时常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对不同时期文化怪现象思考的结果。
 
有兴趣的人,可以在网上找来看——算了,你们根本没兴趣看那么长的文章,我挑点重点复制过来吧。当然,宋丹丹老师看了之后,大概也不会在发言中谈论小鲜肉了。因为这是个死结。
 
“我们在一个没有大众文化的商业基础的环境下突然开放,所有外面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和商业模式不分主次一股脑都进来了,我们在照搬照抄的过程中,忽略了文化也需要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形成是有主次和规律的,次序颠倒、毫无规律的话,结果一定混乱,甚至会遭到报应。”
 
“这十几年,我看到的是凡是被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在中国都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清醒者感觉无奈,投机者如鱼得水。中国大众文化一直在这个残缺的状态下无知无畏地勇往直前,胡乱拼贴,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缺,结果当代大众文化拙劣地拼贴出一幅极度荒诞的图画——热闹、低级、扭曲、丑陋、疯狂、空虚、无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忽略过程、直奔结果的投机主义心态。大众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但我们仍勇敢地越过去了,颇有人定胜天的豪气。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慢慢地遭到报复——音乐完蛋了,电影在票房狂飙中丢失了灵魂,文学被文字游戏替代,戏剧表演成段子,电视节目沦落为成人版的“喜羊羊和灰太狼”……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大众文化,它有一些中国大众文化不具备的显著特征,它的大众文化产品有着严格的市场细分和不同层面的审美情趣,这让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各取所需。即使某个层面出问题,也不会波及全部。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也很清楚该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消费品,通过市场杠杆去调节文化的品种和数量……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的商业供需经验,大众文化的提供者至少清晰地画出了商业市场和审美趣味两个维度的空间,分门别类针对不同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商业板块的形成是建立在前面的大众文化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它不是盲目和随意地制造,因而更科学更合理,具有文化自身的延续性。”
 
“反观中国大众文化,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商业秩序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有序进化,它制造出的大众文化产品缺少层次感和领域化,造成了十五岁和五十岁的消费者都要面对同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现状,这自然会引发审美情趣上的冲突;同时,由于开放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迅速接受了西方商业环境下形成的成熟、完善、合理的大众文化商业模式,并且在市场检验过程中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成功验证,从而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文化发展的传统、逻辑和次序。结果是,没有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持久发展下去,没有一种大众文化的积累能够对后面的大众文化提供直接的经验和帮助。这些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都在‘另起炉灶’的状态下进行,既没有文化进化的规律,也没有正常的市场推进逻辑。”
 
“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出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消费者已变得胡搅蛮缠。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像雾霾一样窒息和麻痹着人的灵魂。”
 
这就是目前各种文化怪象出现的根源,套用恩格斯说的那句话:你每一次在市场上赢得的胜利,市场终究要报复你的。可是他们更相信那位情妇的话:我死后会洪水滔天。
 
宋丹丹也不必为这个现象担忧,因为明年开会的时候可能又出现别的文化乱象了。我经常想,这代人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有一天翻开历史,会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们那个时代怎么没留下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呢,连包榨菜都没有。
 
反正投机取巧是国人最擅长的基本功,违背规律早晚会要还债,一百年能还完吗?不知道。如果我的这些观点在未来可以随时拿出来套用各种文化乱象,那可真是个悲剧。
 
宋丹丹老师不用担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再过些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大众文化市场的重心会发生一些改变,鬼知道那时候流行什么变态玩意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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