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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逆流行实验

前几天,我收到了陈哲先生寄来的一张唱片:《逆流行》。之所以要介绍一下这张唱片,是因为它多少还跟我有点关系。
 
可能很多人对陈哲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甚至不知道他过去写过《血染的风采》《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同一首歌》《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有名的词作家,90年代后期短暂做过一段音乐公司,然后他一头扎进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起了拯救少数民族音乐的工作,开启了他的“土风计划”工程,这一待就待到现在。
 
1996年,我认识了陈哲,他对传统民间音乐有种偏执的喜爱,以致后来选择了这条艰难的路。保护传统文化,是一道无解的谜题,陈哲说过一句话:“如果一种传统文化在三十年后会消失,三年后消失肯定是人为破坏的。”所以,陈哲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结,试图让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晚一点走进博物馆。
 
在陈哲去云南做民间文化保护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2013年4月,他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去了一次云南,一同感受一下少数民族音乐。我有幸被邀请,同去的还有音乐人三宝、小柯、解承强和丁薇。
 
在去普米族一个寨子的路上,我跟陈哲简单介绍了一下我打算写的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的小说,希望他能提提意见。故事梗概讲完,陈哲说:“这好像是个哲学问题,你容我想想。”
 
当然,路上更多是陈哲向我们介绍他这些年做的保护原生态音乐工作上的事。我说:“一种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当它与别的文化无法产生关联的时候,就会死去。现在很多民族民间文化都面临这种窘境,它们保留了最后的文化基因,很有价值,但是失去了它生存的条件,仅靠人为的努力,可能无法拯救它们。就好像对面山坡上的桉树林,原来是片原始森林,你想凭一己之力恢复成原始森林,不可能,因为政府认为经济作物比原始森林更有价值,现在你只能把没有被斩草除根幸免于难的原始森林的树种保护下来,可是你想怎么把它变回森林呢?这需要砍掉桉树林,还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让几百种物种(动物和植物)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才有可能变回森林。”
 
陈哲望着远处的桉树林,说:“那我也不会去弄一片次生林。”
 
陈哲把与民族民间音乐有关的音乐分为三种:A:原生态音乐;B:在原生态音乐基础上适当加入一些现代音乐元素;C:在当代流行音乐中加入一些原生态音乐元素。陈哲说的次生林,指的是B。
 
我说:“你保护的音乐在几百年前其实就是流行音乐,今天的流行音乐就是明天的传统音乐,你承认吧?”
 
“你什么意思?”陈哲问。
 
“我讲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巴西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人们发现有兄弟俩抱着吉他唱歌,唱得特别好。一了解才知道,这兄弟俩用的吉他是捡到的,在这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吉他或现代乐器。兄弟俩研究了好长时间,终于学会了弹吉他。人们发现他们弹奏吉他的方法跟教科书上的弹法一模一样,这就是后来著名的Los Indios Tabajaras兄弟组合。这个故事可能后来被人演绎过了,未必是真的,但是很有启示性。”
 
“你说的启示性,是……”
 
“我认为,在音乐层面上,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你可以这样试试……”
 
我当时只是半开玩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相信,陈哲不可能采纳我的想法,因为这与他保护原生态音乐的思路相反。但没想到,几年后,我收到了这张带有实验色彩的唱片。
 
唱片中夹了一张纸条:
 
“……上次你来云南提到的想法,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尝试的必要,也不在我的‘土风计划’范围内,我认为这种尝试最多也就是满足一下城市人的猎奇心理,对保护民族音乐没有什么帮助,直到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叫熊吉水的普米族歌手,才开始琢磨你当初的建议……”
 
陈哲提到的这个叫熊吉水的人,今年已经68岁,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被县文工团选中,可是他去了文工团不久,文革开始了,有一次,团长在演出中因为唱了一首传统的爱情歌曲,惹了麻烦,整天被红卫兵批斗,最后关进了牛棚。文工团的人大都去参加了造反运动,熊吉水只好又回到寨子里继续做农活。但是在文工团这半年多的时间,他学会了简谱,后来他偷偷地把一些少数民族歌曲用简谱记下来,陈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记了大约三千多首曲谱。
 
现在来说说本文开头提到的《逆流行》唱片。这张唱片一共12首歌,翻唱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1 《外面的世界》(齐秦)
2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
3 《野花》(田震)
4 《黄土高坡》(田震)
5 《张三的歌》(李寿全)
6 《爱的箴言》(罗大佑)
7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
8 《浪子归》(崔健)
9 《爱的代价》(张艾嘉)
10 《哭砂》(黄莺莺)
11 《天空》(王菲)
12 《乡间小路》(叶佳修)
 
那次在车上,我给陈哲提出的建议是:为什么不让这些民间歌手唱唱流行歌曲呢?也许他们会把流行歌曲唱出另外一种样子。
 
唱片中的文案让我大致知道这些歌曲是怎么录制出来的。
 
陈哲一直在给一个叫胡列英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录制一些传统歌曲,老人能唱上千首歌,包括附近区域的拉祜族、珞巴族、土族、普米族、哈尼族等民族的传统歌曲。认识熊吉水之后,陈哲忽发奇想,胡列英几乎不识字,生活在一个偏僻山寨里,也没听过现在的流行歌曲,更不知道简谱是什么。而熊吉水会简谱。如果把一些流行歌曲的曲谱给他,让他哼唱出来,然后再让胡列英去唱,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陈哲之所以没有让熊吉水唱,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现代歌曲的唱歌技巧,没有胡列英那么原始纯粹。
 
陈哲把熊吉水录制的12首歌曲小样分别做了这样的处理,其中一首歌让另外一个人根据录音学会后再唱一遍,录制好后交给胡列英。也就是说,胡列英听到的这首歌已经被两个人“传唱”过。再找一首歌,被人“传唱”三遍,录制成小样后交给胡列英。以此类推,最后胡列英听到的歌曲,最多有12个人“传唱”过。歌曲被唱成什么样子,胡列英不知道,他只是根据最后的“传唱”版本去学这些歌,然后录成唱片。
 
听完这12首歌,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我们熟悉的歌曲吗?当传统与现代真正隔绝,人们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竟然是这样。
 
我曾经听过一位爵士歌手翻唱披头士的《昨天》,但是,不管这个歌手如何“架兹”,还是能听出来它的旋律、和声与原唱没有任何区别,区别的仅仅是演唱方式、节奏、编曲,或是局部的即兴发挥。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太多的选秀比赛,他们想方设法与原唱拉开距离,制造区别,但是花里胡哨地改了半天,导师们、观众们、评论家们大呼小叫说选手重新演绎的版本如何与众不同,实际上就像孙悟空折腾半天还在如来佛手心一样。
 
可是胡列英,这个远离现代文化的人,彻底地颠覆了这些歌曲。让我感觉最崩溃的是,歌词是那么熟悉,旋律是那么陌生,演绎是那么奇异。像是穿越,又像是蒙太奇,又亲近又疏离。最开始,我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欣赏定位,当流行歌曲听?可它完全面目全非;当原生态歌曲听?可它又让你那么熟悉。想跟着一起哼唱,却完全跟不上。这些被现代音乐技巧打磨得精巧细致的流行歌,从胡列英口中出来,一下变得粗糙、生猛起来,这是原始的活力。
 
这些年我很少能把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听完,能反复听的还是过去喜欢的那些唱片。这次,我为了能寻找文化差异的密码,搞明白两种文化对接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化学反应,我反复听了很多遍,甚至在想象这位老人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我知道这种想象是徒劳的,歌者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根本无法解读。
 
《哭砂》是被“传唱”了两遍后录制出来的,但是已经和原唱有所不同;《黄土高坡》是被“传唱”了四遍后录制的,个别段落尚能依稀听出原来的旋律,但已很明显地拐进了云南民歌的调调中;《爱的代价》是“传唱”最多的一首歌,不仔细听歌词,可能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首云南某地区的民歌。
 
陈哲在唱片的文案里面写道:“专业的音乐教育会让演唱者永远记住来时的路,并且以此为标准,这让听众对一首歌的特征达成一个共识。而这些非专业歌手,没有条框和对错概念,更不知道和声和音准是什么,他们只想唱得舒服,在通过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后者是对前者情感的理解和发挥,而不是工业化的复制。这也让我们对每一首民间歌曲产生好奇,当初它们是什么样?”
 
读完这段,我想,今天原创萎靡,四处都是翻唱,那些翻唱歌手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唱出了新感觉”之类的话,听完这张《逆流行》,才忽然明白,现代环境下的“新感觉”无非是比较一下一袋大米中两粒米之间的差异,从来没想过大米跟小麦的区别。进而我又想到,在音乐之外,我们用别的艺术表现方式去展现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或者去描述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时动用的逻辑是:艺术是想象力的结果,想象力可以重现一切。没有人质疑过,并深信不疑。《逆流行》给我的启发是,我们的想象力太想当然了,当它缺少深厚的文化土壤根基,就会变得很滑稽。
 
好久没有听到让我“吃不消”的唱片了。《逆流行》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尝试,它文化上的启示性,非常值得人们去探究。过去,学者对文化的研究建立在某一体系的前提下,通过事实依据和逻辑推理来验证他们的假设,而且从来都是前因推出后果。《逆流行》这种逆向呈现,过去还真没有人尝试和研究过。也许它只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不可能成为常态,但它足以揭示音乐文化中的某些规律。
你说,要是真有这么一张唱片该多好啊。
 
本文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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