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了一趟上海，这期间去过不少公共场合——车站、商场、饭馆，结果到了第二天，我才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上海话。这让我想起1990年去上海，在街上问路人家都不理我，因为他们不太会说普通话。这才多少年啊。

我又想起了去年7月，主持人汪涵自掏465万启动拯救方言计划，拯救湖南地区的方言。最近，汪涵又做了一档放眼挑战赛的电视节目。作为一个主持人、明星，能有这样的文化保护意识和责任感，我非常佩服。如果每个省都有一个像汪涵这样的公共人物出来拯救方言或是传统文化，我相信，传统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会保持得更好。

但我更相信一个残酷的事实：凡是一种文化到了被保护的地步，那基本上就是没救了。你可以回想一下，有哪一种文化是被人类拯救过来并再次走向繁荣的？恕我孤陋寡闻，我想半天没想出来。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更是如此。

汪涵做一个方言内容的电视节目很好，但是对拯救方言几乎没有任何帮助。一种文化可能在三十年后消亡，但是五年后它就消亡，这肯定不正常。但是，你让它一百年后消亡或者永不消亡那也不正常。

我看了一些关于汪涵保护方言的新闻报道，那些观点我太熟悉了，因为在2002年左右，我有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与一些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家和实践者打交道，探讨传统文化保护的办法，甚至我一度想辞职投入到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去。当时我觉得很多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瞬间就消失了，实在太可惜。

2005年，文化部第一次在苏州搞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我去采访，这次采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内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实践者和官员，三天采访让我的出一个结论：在今天，保护传统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之后，我想投身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热情减退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论坛上没有听到振奋人心的答案，更多是听到了业内人士的局限和整个中国现行体制对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忽视，这正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的悲哀。

当政府不重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那三十年该消亡的文化必定在三年内就会消亡。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就没几个有文化的人当官，怎么保护也没有办法。传统文化在今天，它如果要生存下去，只能投入，它没有产出，不会拉动GDP，当官的都希望自己在任期间搞出点政绩来，文化这东西显得有点虚，要不怎么叫“非物质”呢，你在文化保护上做得再好，别人看不见，也不能成为升迁的的筹码。于是，政府官员能做到的就是像当年毛委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畅想浪漫的工业社会的大烟囱那样，各级官员都希望有一天出门，看到一座城市被他翻腾一个遍。未来一百年内，你别指望政府部门重视文化保护与建设。

文化分两种：一种是活态文化，比如现在你使用的手机，你需要一个漂亮的背壳，于是就会有人设计生产这种产品，背壳设计就是活态文化。现在我们仍然需要通信，那么邮票这种艺术设计就是活态文化。另一种是静态文化（或死态文化），比如一些手工艺、戏曲、音乐、民间仪式、语言文字……由于社会环境变迁、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功用，逐渐被人们抛弃。当机械化劳作成为现实，就意味劳动号子、船工号子的消失，你想保护延续劳动号子、船工号子，就是把一万个尹相杰和于文华弄到河边江边，也没戏。

中国现在发展太快，有很多文化昨天还是活态，今天可能就变成死态，一切都取决于它是否还有用。人类就是这么功利，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有个朋友，在云南山沟里待了十多年了，他一直从事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每次有阶段性成果时，都会叫我去看看。但我知道，他在做螳臂当车的事情，甚至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个事实。他曾对我说：“民间文化的免疫力极差，一碰见现代文化就会死掉。”这大概就是文化见光死吧。但他还是毅然决然把工作继续下去，为了中国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再延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很佩服他，甚至觉得他有些悲壮，这种悲壮倒不是因为他的勇敢，而是因为今天传统文化不是按自己的生命周期决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更多被人为破坏加速它的消亡。我这个朋友在竭尽全力，却无力回天。

同样，不管汪涵是处于哪方面的考虑——即使是他有非常商业的想法，也是值得尊敬的，同样也是非常悲壮的。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既然是一种文化，就不能回避它的生死现实问题。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它的出现、扩张、统一、分裂、再统一，在历史上发生的过于频繁，这导致总有一种语言在一个朝代处于主导地位，其他语言相对成为弱势语言，不管是为了交流还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什么，人们不得不去学习另一种语言，这让边缘语言和主流语言有了相互融合的机会。在今天，不管是普通话还是地方方言，其实都融合了太多其他地区、族群的语言。这意味着方言也是随着时代的环境变化而变化，没有真正纯粹的方言。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1949年以后（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确定了通用的标准普通话，它是官方用语，除了普通话，其他都叫方言。

普通话的强势作用在中国开放之后凸显出来，因为人可以自由流动，信息可以通过更强势的影音媒体传播——这些媒体无一例外都以普通话为主（个别地区还保留当地方言，比如广东）。事实上，这六十多年，普通话已经成为最强势的语言。当然，一个人可以掌握很多种语言或方言，需要你用什么语言你就说什么，这一点人们掌握起来并不难，即使不标准，但能把意思表达准确即可。那么，一个在广州生活的人，可能使用粤语的频率会高一些，但是他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就会增加。问题是，我们是否统计调查过，当一个人掌握两种以上的汉语语言（普通话和方言），他使用哪一种语言的频率更高？如果方言的使用率普遍较高，那就不存在方言日渐式微的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因为人口的流动，任何一个地区的语言都不在纯粹。比如上海，90年代初我去上海，在大街上问路，好多人都不会说普通话。现在，上海城了移民城市，大多数人都会说普通话，这些移民在潜移默化影响上海人——高傲的上海人民要和这些移民打交道，必须要说普通话。

过去我们讲：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那是因为闭塞，没有流动和交流。现在，中国没有人口流动地方几乎很少了，只要有人口流动，就意味你必须要掌握另一种语言。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你作为一个只会说方言的人，上网后无论在阅读和交流上都是障碍，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贵州苗族的年轻人，在网上跟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的黑龙江赫哲族人交流，都用自己的语言吗？只能用汉语的普通话语言交流，这促使他们必须掌握普通话。

我不太同意郑也夫说的这段话：“文化储藏和积淀在语言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储藏在其多样的语种中。一个强健的生态系统必然是多样的，反过来这种多样性又可以帮助它适应和安度环境的变迁。”语言里面包含的文化密码是因为过去频繁使用的结果，当它要消失，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一定是它功能性在消失，它是不可逆的。无论你怎么说方言有多伟大，多么有魅力包含多么丰富的特质和文化密码，首先你不能回避的是，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它多么具有文化性。如果失去了交流工具这一前提，再奢谈其他也就没意义了，那该是文化专家研究的事了。

语言和文字就是这样，你用它就是活的，不用它就是死的，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有人常常抱怨《现在汉语词典》在收录新词汇方面比较保守，很多新词不收录。实际上，一个词能不能收录进词典，尤其是《现代汉语词典》，它是有标准的，即这个词不是昙花一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一个词只有频繁使用，成为语言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才会有生命力。即使是各地出版的方言词典，收录词汇也都是以常用词汇为主。

那么，当方言的使用频率在慢慢降低，有责任感、怀有赤子之心的人会认为方言出现危机。比如汪涵，他想尽一己之力来拯救方言。但我们也该明白一个道理，文化（包括语言）总是向前发展的，它永远是在过去的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方言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经济发展了，这样人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每个人都想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你无法否定。但副作用就是特色的地方文化、语言濒临消亡。这个矛盾和冲突，好像很难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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