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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没必要知道鲍勃·迪伦是谁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唱歌的。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忽然冒出无数人在谈论鲍勃·迪伦——这个新鲜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目前唯一一本中文版传记,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销量不超过印数一半,却在获奖的一夜之间清空了库存,出版社正在手忙脚乱地去工厂加印,以满足渠道的需求;在二手书店,这本书也瞬间被抢光。2010年,一家音像发行公司引进了迪伦的专辑,六年间只卖掉了几千张,结果一夜之间全部售罄。
 
2011年,迪伦来中国开演唱会,在一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半的有效座位只卖出去不到四千张票,其中还有五分之一是外国人,这样折算下来,到场的中国观众大概只有三千人。相比于社交媒体上的虚张声势,现场观众才是这位美国伟大民歌手在中国知名度的真实写照——他的一切,在中国可以忽略不计。
 
几年前在美国发生的这样一件事,迪伦有一次演出,从员工通道进门时被保安拦住,向他要门票。迪伦说他是今晚演唱会的主角,叫鲍勃·迪伦。也许这个故事媒体报道出来有些夸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影响力跟迈克尔·杰克逊或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大的人,美国人也未必都知道他,更何况中国呢。
 
还有件事让人感到费解,在他的祖国,最有影响的唱片销售排行榜《公告牌》在文学奖颁奖这一周的前200名名单中竟然没有鲍勃·迪伦的名字,美国人民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要是按照我们的理解,迪伦的唱片销量应该排在第一,至少也得进前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们的媒体和社交网络对这个陌生人进行了一次纵情的解读。鲍勃·迪伦是谁,他究竟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得到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学奖?相信在经历一番地毯式轰炸的普及后,人们依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的书,他的唱片依然会滞销。就像如果不让你动用网络搜索引擎的话,你依然不知道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这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样。
 
与过去名正言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同的是,这次获奖的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歌手。本来,国人对诺贝尔、奥斯卡就有种奇怪的情结,所以这次参与进来的人远远多于以往,甚至这次写迪伦的人远远多于读文章的人。在雨后春笋般的迪伦解读文章中,人们除了引用“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男人”外,根本想不出他还说过别的名言——即时搜索引擎在今天如此方便,都找不出他的名言在哪个页面上。
 
“迪伦热”正如所有热点事件一样,如盛开的昙花,还未等香气散尽,便迅速枯萎。
 
既然有关迪伦的话题已烟消云散,倒不妨冷静下来想想,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我们为什么要炒鲍勃·迪伦?
 
经常会有一些与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被刷烂,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刷存在感。如果一个公共人物出了什么麻烦,比如王宝强、郭德纲,人们谈论起来,至少还可以刷刷道德感,来显示自己道德制高点的那个闪闪发亮的坐标,可是刷迪伦,实在刷不出什么点来。刷不出点就只好用来装点,拿迪伦装门面倒是挺合适,因为他被赋予了一长串的头衔,你随便抓住一个头衔贴在身上都能起到美颜相机的效果——诗人、民歌手、反叛者、代言人,关键是,他在西方人眼里,非常伟大。至于他写过什么词句、唱过什么歌、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都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在颁奖揭晓,无与“伦”比那一时刻,这样一刷,立刻让自己从苹果4升级到苹果7而且还能听到一声Plus。这时,那些沉默或是站出来说我不喜欢甚至不知道鲍勃·迪伦的人反而显得珍贵,至少可以在大数据的数据库里留下一笔。
 
问题是,现实中我们的存在感为什么这么差?有谁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很多营销账号会贴着新闻事件沾光,营销自己。这倒挺符合进阶规律的,存在感问题解决了,接着体现的就是占有欲了。全民创业也好,商业竞争也罢,人们都极尽所能,不择手段,来扩张商业利益的边界。利用热点事件来营销自己不知道算不算国人的首创,但至少已被国人发挥到了极致。细想一下,整体上对商业、对资本主义、对市场还普遍缺乏认知的中国人,忽然一下都被抛进商业游戏中,肯定晕头转向。你没时间搞清楚商业真谛,只有赤膊上阵,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换回你想要的。即使商业环境看上去乱哄哄的,也能看清楚一二,做热点事件身上的寄生虫,最能立竿见影。
 
过去,我们但凡看到有关鲍勃·迪伦的文字,大都是一种精英式解读——本来他就没多大市场影响力。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都把他当成一个文化现象来写,他没有“披头士”那样通俗,也没有约翰·凯奇那样极端,他更像一个孤独的呢喃者,慢慢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作为一个捉迷藏高手,迪伦诱惑了无数好奇者试图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文化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迪伦从成名那天起,就一直被媒体捧得高高在上,这让他老人家很不舒服。在美国,有一门学科,叫“迪伦学”,类似我们的“红学”。你想想,迪伦和他的作品在美国被当成我们的《红楼梦》一样对待,能享受如此待遇的人,在当今文化领域,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但这次我们替迪伦解了围,把他从孤独的殿堂拉入凡间,在他已布满各种标签的身上又贴上一层无聊恶俗的标题。迪伦要是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媒体和自媒体把他从精英树起的高大上十字架上解救下来,我猜他一激动会重新选择自己的祖国。
 
在迪伦获奖之前,中国有多少人知道他?乐观地推测,至少该有三十万人,相当于北京望京小区的常住人口。喜欢他的人有多少?乐观地推测,一万人以内,差不多能把北京工人体育馆坐满,确实算“万”众瞩目。因为过去有关他的书和唱片销路都很差。2011年,他老人家亲临中国,想跟你面对面唱首歌,那时候媒体和社交网络可没有这次投入。仅仅过去五年,他就变成了宠儿,这绝不是这五年来他在中国陡增了无数追随者,也不是我们的媒体和社交网络变发达了,更不是诺贝尔的光晕把中国人晃瞎了,甚至都不能用叶公好龙来形容这次“迪伦狂欢”,至少叶公先生还是个雕刻家,有些美术功底,能把龙刻得虎虎生风。而我们的“迪伦狂欢”,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正如诺贝尔之没有任何征兆突然“设立”一个歌手奖一样,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也很简单:这五年来,创业的人多了。迪伦只是以公共事件为噱头的一次性消费品中的一个案例而已,他唱什么歌,怎么唱,好听不好听,有什么诗意,文学的灵魂……没有人对这些感兴趣。他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价值就是在某一时刻,他的符号效应加上诺贝尔的光环可以在营销中显灵,就够了,答案根本不用在风中飘荡。
 
我们知道鲍勃·迪伦吗?
 
我相信,在2016年10月13日19时之前,知道鲍勃·迪伦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了解他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在这之后,知道他的人可能呈几何数增长,但了解他的人不会有任何变化。在没有诗的时代,没有人会对迪伦的那些词句有什么兴趣——除了“一个人要走多少路……”之外。如果迪伦参加《中国好声音》选秀比赛,海选这一关都过不了,也不会有人对他唱歌有兴趣。在中国,他连去酒吧卖唱的条件都不具备。更重要的是,你凭什么让中国人对一个在五十年前成名的老年人感兴趣呢,这中间没有任何相关的连接点——即使他跟鹿晗合唱一首歌,也不会打动小学生的心。尤其是,国内娱乐业方兴未艾,国产明星层出不穷,数还数不过来,哪有闲心去关注一个万里之外的糟老头子。这真不是调侃,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也不会对他有太大兴趣。迪伦去年上过一次杂志封面,一本老年人杂志。要不是诺贝尔奖把他拉到我们视线之内,我们走多少路,也碰不上他。
 
我们都习惯去接受“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人物,一旦远离“属于我们的时代”,就会立刻失去兴趣,所谓活在当下,这无可厚非。而且“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将来可能会以天来计。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更迭周期比较慢,一个人一件事一旦受到关注,会持续很长时间,人和作品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检验,禁得起时间检验的都会流传下来,成为经典,经典会影响后人。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也在比拼信息的实效性和数量,但是由于介质的限制,它无法突破瓶颈。但这给人们接受和思考留出了空间。
 
互联网时代彻底解决了信息传播速度和数量的极限,但同时问题也来了,人们不再有耐心去检验作品了,而是转换成社交媒体的传播素材,并在传播中不断偏离作品本身。当这种检验机制不断被弱化,作品的价值也无法得到真正体现了。迪伦却是一个需要停下来审视的人。
 
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在媒体或书籍上看到的外国人名字出现的数量和现在根本没法比,你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会出现很多爵士音乐家的名字,他对中国人了解爵士乐起到了普及作用。如果你看过《廊桥遗梦》,翻不出五页就会出现鲍勃·迪伦的名字。如果你看过《失恋排行榜》,可能会初步掌握摇滚乐知识……
 
事实上,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1978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了摇滚乐以及一些摇滚歌星的名字,其中就包括鲍勃·迪伦。1985年,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在中国出版,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讨论分析鲍勃·迪伦。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迪伦是我们了解美国当代文化时都绕不过的名字,就像我们谈论唐诗不能绕过李白,谈论四大名著不能绕过《三国演义》一样。
 
他的专辑也早在8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音像店里,他的歌曲也在电台里播放过,尤其是很多翻唱他的歌曲版本播放频率更高。他的名字和音乐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比迈克尔·杰克逊还要早。
 
介绍鲍勃·迪伦的中文书籍,在国外多如牛毛,但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只有四种,2006年出版的迪伦自传《像一块滚石》(再版后更名为《编年史》),以及格雷尔·马库斯的《老美国异志》、戴维·道尔顿的《他是谁?——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和霍华德·桑恩斯的《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通过这几本书,大致可以了解迪伦的音乐和生平。但是这些书,包括所有介绍外国流行音乐的书从来没有畅销过。
 
迪伦从被国人知道,就一直以一个美国文化符号的方式存在,他对中国流行音乐并没有带来任何影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歌手汪峰非常喜欢鲍勃·迪伦,他曾经让人把迪伦的歌词都翻译下来,潜心研究。
 
迪伦的音乐一直扎根美国流行音乐的根源,包括他的演唱方式,一直逆流而上。我们的流行音乐,不管是上世纪30年代,还是80年代以后,它的演绎方式早就定型了,传统的民间歌曲和美国30年代流行歌曲样板的结合。80年代以后,内地流行音乐基本放弃了传统,以港台流行音乐为样本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后来出现摇滚乐、民谣,更多的都是复制同时期西方音乐。今天迪伦再次受到关注,强行被我们拉进凡间,他仍旧是一个符号,与灵魂甚至形式无关。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鲍勃·迪伦?
 
这个答案很简单,他唱歌不好听。
 
迪伦一共出过多少张唱片?正式的录音室专辑37张,加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版本的唱片已超过240张。但他几乎没有创作过几首像样的热门歌曲,他在排行榜上成绩最好的歌曲是《像一块滚石》,排在第2位。他最近一次光顾排行榜是在2006年,歌曲《宝贝,会有那么一天》名列第120位。他在其他国家排行榜的成绩比美国的还差。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讲:他的数据很难看。但是迪伦是媒体的宠儿,评论他唱片的人几乎和听他唱片的人一样多。
 
迪伦在文化相通的地方尚且如此,更别说在中国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主要以商业影响力为主,比如商业大片、畅销书、知名品牌……对音乐也一样。迪伦虽说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但他的音乐美学无法被接受,而他的歌词一直被忽略,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概念中,歌不能这么唱,词不完全是诗。中国自开放以来,一直想去除落后、传统、根源的痕迹,希望以超英赶美的速度进入现代化——当然这主要体现在物化上,跟精神世界无关。事实上,迪伦在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商业成绩正好相反,他始终是一个小众歌手,但总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好像谁都会喜欢他。
 
我们可以接受“彼得,保罗和玛丽”的《在风中飘》,不能接受迪伦本人的版本,能接受“枪炮与玫瑰”演唱的《敲开天堂之门》,不能接受迪伦自己演唱版本。所有人都可以唱迪伦的歌,但没有人可以成为迪伦。
 
台湾有个罗大佑,他的影响力很大,但是人们总是对他的演唱有微词,因为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演唱标准,这个标准是工业模式化的基础。唱片公司也一直用这个标准来选材,因为这个标准从商业角度来讲可以让最大多数的人接受,不至于有商业风险。但从另一面讲,它把一些个性化的特征抹杀了。
 
中国人对音乐美学的理解刚好能够到最平均的商业审美,所以,罗大佑歌写得再好,旋律写得再动听,不如有个好嗓子的平庸的歌手受欢迎。人们不喜欢原始、生猛、粗糙、棱角分明,喜欢被打磨得精致标准,中规中矩,千篇一律的复制工艺品。
 
和罗大佑比,迪伦的演唱简直都望尘莫及,他怎么可能被中国听众接受呢。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谈论分众市场,并且出现很多符合分众市场产品,过去在传统唱片工业时代无法出头的歌手,因为符合分众市场的小众需求,慢慢走红。可即使市场被细分成无数碎片,仍然没有迪伦的空间。幸运女神眷顾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萨缪尔·比恩,让他从籍籍无名变成小有影响力的独立歌手,却没有垂青迪伦。
 
同样,因为互联网,很多西方不知名歌手因为分众市场效应而被中国人接受,但我们的分众市场照样跟迪伦无关。
 
今天,我们根本不用去看《廊桥遗梦》,只要打开浏览器,就可以知道鲍勃·迪伦,他比过去更容易为人所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提不起我们的兴致。
 
更多的时候我们上网是为了娱乐消遣社交消费,互联网几乎共享了人类所有的文明和遗产,但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们每天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各种信息,惊悚的、刺激的、八卦的、兴奋的、绝望的、诱人的、恶心的……反复锤炼人们的脑神经,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丰富多彩。迪伦不具备以上要素,过去十年间,他走进中国人视线的次数很少,即使他来中国演出,也没造成轰动效应,在过去五年间,他的正版唱片在中国卖掉了6420张。本来他就不显山露水,在网络时代,他已被彻底掩埋。当诺贝尔剑走偏锋,拎出迪伦,让我们毫无准备,关于他的报道大都为赋新词和言不由衷。关于他那点有限的中文信息被不断地拼接回炉,变成社交网络上耀眼的焰火。一些中文报道说:“诺贝尔文学奖这次给了灵魂,而非修辞。”这恰恰是为掩饰不了解迪伦的最冠冕堂皇的修辞。
 
我们没必要知道鲍勃·迪伦
 
在迪伦获奖24小时候之后,人们就抛弃了这朵灵魂,因为他一次性使用有效期已到,再无任何可留恋的价值,甚至他还不如宋东野吸毒被朝阳群众举报让人嚼起舌头过瘾。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行了,还是让迪伦回到庙宇回到殿堂回到天上吧,寂寞的山谷里迪伦这朵野百合有没有春天已经彻底与我们无关了。
 
想来想去,都是诺贝尔奖闹的。
 
中国人有一种获奖情结,最让我们闹心的就是奥斯卡和诺贝尔。过去我们设立个什么奖,只要有熟人,稍微运作一下,就可以捧回一个有机玻璃杯,而且各种名目的奖项多得数不过来,有时候奖项比被提名的人还多。可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个大奖,我们拿起来就费劲了,看着邻国日本拿诺贝尔奖跟玩似的,我们心有不甘啊。
 
所以,每年这两个奖项揭晓的时候,中国人民的G点开始开始有反应了。
 
从根上讲,中国人渴望被世界认可,被认可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被一个权威机构授予一项荣誉,以此可以证明,中国人也了不起。这种渴望从我们知道有这些权威机构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变得愈发强烈。但多数时间,我们是一个看客角色,这个角色有时显得挺孤单。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你需要世界认可的时候,你认可过世界吗?你真有兴趣想了解世界吗?我认为没有。中国人骨子里仍然有一种天朝大国的心态,这种大国心态体现在不愿意接受先进的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自以为是,用封闭的眼光去判断世界。
 
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拿奥斯卡奖,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就不行。区别就在这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放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解了世界。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缩短与世界的差距,但更多都是物质层面上的。我们逐渐有了自主品牌,可以走向世界。我们可以买得最奢侈的服装品牌,买得起最顶级的跑车,我们也拥有了高铁、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所有工业社会、现代城市该具备的东西我们都置办齐全了。
 
但是在精神世界,我们并没有走向世界,跟人家还差着一个地球直径的距离。当初没有开放,认为开放之后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可以得到解放,走向世界,但是开放之后并没有出现;后来认为有了互联网,可迅速直通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仍然停留在过去,它从来没有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兼容,也不希望去兼容。这三十多年我们的文化艺术虽然有了发展,接受了当代世界通行的表现方式,但内涵上比人家差了一大截,甚至连形式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没有搞明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没错,但它有诸多前提,比如审美,比如价值观,比如灵魂深处的对接。但我们没有审美、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没有灵魂,怎么可以被世界认可呢。
 
歌手黄舒骏用调侃的口吻唱到:“《铁达尼》骗了全世界的眼泪,还好我们有自己的《人间四月天》。”中国在开放后,何尝不是一直在自娱自乐。何止是鲍勃·迪伦,约翰·丹佛、老鹰、惠特尼·休斯顿、后街男孩……这些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歌手在中国演出,体育馆照样坐不满。
 
根本没必要知道鲍勃·迪伦真是谁,“伦”字辈的,我们知道周杰伦就行了。现在,中文世界里的大众文化娱乐产品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消费需求,人们已经很知足了,何必没事找事去触及他们的灵魂呢。
 
本文发表在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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