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必要去要求公共人物在这时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那样容易变成作秀。尤其是在红卫兵思维方式的国家，要求公共人物做点什么很容易变成绑架和逼哀。我觉得一切靠自觉最好了，别人没做你做了，别人没想到你想到了，自然而然才能看出最真实的情感。不然就会像汶川地震一样，很多人把那里当成了互联网，变成秀场。真情与假意掺在一起，让人雾里看花。

我很少被中国流行音乐打动，我总觉得这里面少了点什么，比如对话语的把握，对社会的关注，对人性的反思，更多是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装腔作势陈词滥调。如果仔细研究这个现象，一方面是跟这个环境长期以来不许一个艺术家发表自己看法有关系，一个艺术家发表自己看法，也一定限定在艺术范畴，因为这是他们最在行最安全的。你看看现在的艺人访谈和炒作，多是在兜售自己的色相和技巧——是不是有点像日本的A片？他们普遍缺少对社会的关注和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的知名度、财富获取方式以及粉丝的数量，而忽略了要为这个社会回报点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对成功的判断标准里面没有责任这一条。这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公共人物——尤其是娱乐行业里的人物他们真的对社会缺少真正的关注。

周云蓬可以写出《中国孩子》，说明我们是能做到的，我不认为所有人都去这样做，那样又变成作秀了。但是像《中国孩子》这样的作品太罕见了，就变得极不正常了。我如果把他们称之为艺术家，艺术家应该什么都关心点吧，关心现实，对艺术创作是有帮助的，总不能只关注出镜率、关注度和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儿吧。如果您是艺术家，其实可以没事想想这个问题。

所以，邵小毛和川子在这一点是值得钦佩的，动车追尾事件后，他们分别写了跟此次事件有关的歌曲，改变了1949年后艺人迅速关注社会问题领域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听了他们写的歌，不管是《正确死亡指南》还是《七月的人民》，他们都是带着一种责任和勇气写出来的。可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不像一个学者或专家那样透彻，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告诉人们，这次他们没有失语，没有缺席。

10年前，我给土摩托的书稿《来自民间的叛逆》做编辑，看的我热血沸腾。你瞧瞧人家资本主义社会，每个民歌手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用音乐用歌声当武器，来唤醒人民。妈逼再瞧瞧中国的歌手，咋就没这意识呢？10年后，我不这么想了，是这个社会环境让他们可以忽略现实，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当年崔健写《最后一枪》和黑豹写《别去糟蹋》最终的命运并不好，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是危险的，至少崔健还在坚持，尽管手里的那把刀子越来越钝，最后变成京剧舞台上武生手里的那把银样蜡枪头。但是现在，有人从小楼里走出来了。

现实太残酷了，有人退缩了。当我听到邵小毛和川子的歌，让我隐约感到，温暖还在，良心还在。